文强是徐州“剿总”中将副参谋长和代参谋长，在被俘后承认自己是军统特务，但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叛徒或战犯。因此，直到1975年3月19日，他才成为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人。 和文强一样，同一批获特赦的还有大约三十名军统（保密局）、中统（党通局）以及“国防部二厅”的将军级特务。大多数中统特务并没有军衔，但他们在职务上与军统的少将级别平等。例如，中统局的本部秘书、重庆区区长，以及内政部调查局（即党通局的前身）云南调查处的处长，与军统的少将处长和省站站长相当。如果他们在军队中有公开职务，军衔肯定也是少将。 在《口述自传》中，文强提到：“我什么都可以写，就是不写悔过书。几天后，他们再次要求我写悔过书，我就是不写！这也导致我在二十六年半后才获得特赦。” 文强之所以等到最后一批特赦，是因为虽然他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，但始终不肯口头承认。他直到特赦当天才表露内心：“1975年3月19日，我被特赦了，成为最后一批战犯之一。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当天策略盈，所有在押战犯都被宣布特赦，工作人员让我填写一张表格。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：第一，我不出国；第二，我不去台湾；我唯一的决定是定居大陆。”
展开剩余59%文强并未回应陈明仁的暗示，或许是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文强与余乐醒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余乐醒在上海期间与文强有过多次合作，甚至曾救过文强的同袍。余乐醒的警告也提醒了文强：老蒋的统治将难以长久，蒋军军纪败坏，民心丧失。 尽管如此，文强对于这些警示并未采取行动。他虽然清楚程潜、陈明仁等人的起义意图，但最终选择留在军统，甚至被任命为副参谋长策略盈，似乎是在逃避自己内心的矛盾。这一决定，最终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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